
诸位读者阁下,
二零二五年很快就要结束了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我总会在一年的最后几日里,用几天时间写下属于我的一年的总结。这包含了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对于世界的观察与理解。
这些总结,是写给自己的,在时间的快速流动之中捕捉悄然变化的瞬间。也是写给诸位读者的,在这个巨大的时代噪音之中找到彼此共振的频率。
我想,在这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之下,我尝试定格一年里所知的被记住的深处,把这些文字留在这里,就像种下了一片永久的花海。
HONG KONG
这一年,香港的变化,让人感到愈来愈窒息。
在国安法的时代,言论的空间正在不断收窄。校园里的民主墙变得愈发保守,内容越来越少;周边学校的学生会,一个接一个解散,或不再被校方承认。社会曾经五彩斑斓的声音,被一点点剥离,只剩下空洞的黑色。那种宁静,并非安稳,而是令人不安的寂静。
问题从来不在于人们没有想说的话,而在于——不敢再说。
大埔火灾

大埔的火灾,令我感到意外。但所谓竹架、棚架只是表象罢了,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缺乏反对党的单一政治,造成的缺乏监督。
不过,也正是这场火灾让我看到香港的公民意识仍在以及团结精神。在事故发生之后,许多市民组成义工组织志愿、现场协助、物资调配。相比之下,政府随后的高调介入与表演式回应,乃至对民间义工力量的限制与打压,令人感到遗憾。它不仅错过了与社会合作的机会,也再次暴露出对公民社会的不信任。
黎智英案
2025 年 12 月 15 日,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是黎智英终审裁决的日子。
清晨七点,我便起身洗漱,从住处匆匆赶往西九龙法院大楼。抵达时,媒体区早已人山人海。熟悉的、不熟悉的本地与国际媒体,都在记录这个注定被写入历史的时刻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,却也是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看到的结局——黎智英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。
那一刻,我感到深切的遗憾,也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:国安法的时代,真正到来了。
他成为第一个国安法罪名成立的人。过去,当我看到外界对香港未来的忧虑、对言论自由收紧的警告时,总会感到不服气。我也曾试图用各种方式麻痹自己,不去直视国安法对香港造成的真实伤害。但这一次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再也无法回避。
庭审结束后,作为记者,我继续跟进拍摄黎智英家人步出法院。随后,我与其他媒体一同前往法院后门,等待囚车驶出。
大约十五分钟后,随着摩托车发动、大门开启的声响,载着黎智英的囚车缓缓驶离法院大楼。那一刻,我百感交集。曾经香港最具象征意义的反对声音之一,就这样被制度带走,被关进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。
香港的自由,是否已经不复存在?这个问题,在那天第一次变得无法回避。
CHINA
这一年,中国让我感到愈来愈陌生。
看到中国的执政党持续输出其塑造的叙事以及极端的意识形态,而大量的中国人却沉迷其中而失去公民意识。他们逐渐对权利、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失去判断能力,变成了被驯化后的沉睡的人,
然而他们沉睡,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政治或者毫无立场。恰恰相反,他们的政治立场又坚定又极端,只不过不是理性的。他们的立场建立在强烈的民族认同和被塑造出来的情绪之中,他们的立场建立在对于被统治阶级塑造出来的假想敌人的仇恨上。对于他们而言,宏大的叙事让他们感到自豪,他们也不关心这些宏大的叙事是否会精细化到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而那些宏大叙事和塑造出来的价值观的受众,正是深处社会结构底层、正承担着现实的剥削和压迫的人。当我们试图向他们伸出援手,或者试图唤醒他们的时候,他们会反过来指责我们、辱骂我们... 这让我感到无力和陌生。
正是在这种持续的撕裂之中,我开始反复追问一个原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:我与他们,是否仍然处在同一个公民意义上的共同体之中?
如果“同胞”只是血缘、文化或标签,而不包含对权利、责任、公平与公共讨论的基本共识,那么这种身份本身,是否仍然具备真实的内容?当“中华民族”被不断简化为一种排他性的政治叙事时,我也不得不重新思考——我是否仍然在其中,又是否必须在其中。
这些疑问,并非出于自我否定,而是源于现实经验所迫。当一个社会的基本盘被系统性地塑造成拒绝公民思维的状态时,身份不再是一种自然归属,而是一道墙。
社会:控制越来越多令人们习以为常了
这一年里无数的自媒体博主被封,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:户晨风。
在我看来,户晨风已经极为的克制自己的表达,但很遗憾他受到了来自国家机器的全面打压,一群官方媒体出动打压一个人令人可笑也令人震惊。
如同王志安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封一样,中国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没有一条明确的红线,而是一条模糊的、靠人自己领悟的边界。随机的对这些博主封锁,其实对于打压异见人士非常有效。因为不需要设立任何规则,而人们心里就设定了一个自己我审查的墙,不仅仅对于那些博主,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。
政治经济:中国人输了,但是执政党赢了
从北韩和南韩或者过去的东德和西德,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控制,不会带来创新和社会发展,也更不会带来生活水平上的改善。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,逐步减少政府控制、释放自由空间,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了30年。
而自从 2013 年开始,中国向开放前进了 30 年的社会,开始原地踏步。而自 2022 年以后,已经开始走向倒退。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开始排斥民营经济。通过种种政策和方针全方位的打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,将一切特别是高端科技垄断为国有,由党控制。
2025 年的中国没有向前进步,但是中国的执政党进步了。
外交:脱钩没有逆转,只是降温
不知道从何时起,中国逐渐选择了一条与全球对抗的路径。这种对抗并不总是通过外交冲突体现,而更多体现在意识形态与日常层面的动员之中:在国内不断强化反西方叙事,鼓励对西方节日、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排斥,同时以民族主义为名,周期性地动员对西方企业与产品的抵制。在这样的氛围中,“脱钩”被描绘成一种被迫的选择,却往往被忽略的是——脱钩从来不是单向发生的,而是双方在认知与制度层面逐渐失去互信的结果。
与此同时,中国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深度干预、缺乏基本人权保障的就业环境,以及无底线的政治操弄,也在持续削弱外部世界的信任基础。资本、技术与人才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立场而远离,而是基于风险判断作出的现实选择。即便是在过去曾对中国政府持相对友好态度的东南亚国家,立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。世界本身并非零和博弈,合作依然是大多数国家的理性选择;但当一方坚持以对抗和控制的方式理解世界,疏离便不再是他人的敌意,而是自身选择所带来的结果。
WORLD
战争、脱钩、极端主义、阵营对立——这些词汇并非第一次出现,但在这一年里,他们越来越多的被提及。
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所谓贸易战、战争冲突,也只是例外。但是今年一整年,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是,冲突不断已经成为常态。
美国戏剧性的关税
一月,特朗普总统就任后,迅速重启并加剧了一系列贸易措施。突如其来的关税与政策调整,让国际社会感到意外,也重新唤起了对“贸易战”这一概念的关注。从短期效果来看,这些行动更像是一种谈判策略,借由不确定性制造筹码,而非单纯追求经济层面的胜负。
然而,当这种策略被反复使用,其影响便不再局限于谈判桌之上。它开始外溢为一种结构性信号——即美国在对外关系中,正在更加明确地优先考虑自身利益,而相对淡化长期秩序与盟友信任的稳定性。
我并不认为这种转变完全源于个人意志。它更像是美国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矛盾,在这一阶段的集中体现。当内部共识不断削弱,对外政策也随之变得更具攻击性与不可预测性。
🇺🇦🇺🇸 乌克兰:如何在依赖中保有尊严?

2025 年 3 月 1 日,泽伦斯基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不欢而散。川普希望乌克兰在部分资源与立场上作出让步,并明确表达对美国援助的感谢;而泽伦斯基一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以抵御来自俄罗斯的侵略,另一方面也试图维持作为主权国家的基本尊严。
这场分歧的关键,并不在于礼节或态度,而在于权力不对称本身。对美国而言,援助是一种可以被谈判的筹码;但对乌克兰来说,尊严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。在一个日益交易化的国际秩序中,“有尊严的请求”变得愈发困难,却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。
成年与大学

回想那个跨入成年的时刻,我并未感受到任何戏剧性的变化。
生日倒数的夜晚,我关掉了手机,把房间留给安静与时间本身。零点到来时,没有仪式,也没有祝贺,只是我独自坐着,等待身份在法律意义上的转换完成。
成年后的几分钟里,我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银行风险评估。那并不是出于必要,而更像一种确认——确认这一次的变化并非心理暗示,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。
我曾反复想象成年的样子。想象它意味着摆脱限制、获得自由,以及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但与此同时,我也清楚地意识到,自己并不急于离开成年之前的状态——那种可以在尚未承担全部后果的前提下,被允许尝试、被允许犯错的阶段。
或许正因为成年本身是不可逆的,它才显得格外沉重。
在人生的其他节点上,我们往往仍然保有回旋的空间:可以换一座城市、换一所学校、换一条路径。即便代价不小,至少仍存在重新开始的可能。
但成年不是这样。它更像一扇单向开启的门,一旦跨过,便无法再回到门外。你不会立刻变成另一个人,却会清楚地意识到,世界对你的宽容正在发生变化。过去那些缓冲、保护和“还来得及”的理由,并不会消失,却开始逐渐失效。
也正是在那一刻,我第一次真切地理解,成年并不只是获得更多选择,而是意味着更少的退路。
旅行
这一年,Bruce 去了很多城市旅行,包括:上海、苏州、南京、东京等城市。而令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东京以及南京。
南京:孙中山的城市
我对南京的许多想象,源自它是中华民国的首都,是孙中山长期活动并最终安葬的地方。在南京,中华民国曾被具体地实践过,而不仅仅停留在文本与记忆之中。对我而言,这座城市承载的,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置,而是一段尚未完成、也未被完全允许讨论的历史。
我一直对孙中山先生怀有深切的敬意。这种敬意并不来自崇拜,而来自他试图将中国引向共和、宪政与现代国家道路的努力。每当我抵达一座新的城市,只要条件允许,往往都会前往当地与孙文相关的纪念场所参观——无论是在澳门的国父纪念馆,还是等待重新开放的香港国父纪念馆,我都希望能亲身走近这些被时间覆盖、却仍然存在的历史节点。
TOKYO 東京:亚洲中心
我一直喜欢日本以及日本的文化与精神。这一次来到东京体会日本的文化、城市设计、人文相关。东京的繁华并不抵是停留在人们的描述上,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在城市每一个角落体会到的。它并不依赖密集的地标性高楼,也不需要刻意展示力量感,而是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结构、人流的流动方式,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默契关系,自然地呈现出来。
走在 Shibuya 的街道上,看着不同年龄、风格与背景的人群穿越十字路口,我注意到的是一种罕见的松弛感。人群密集,却并不混乱;节奏快速,却不显得压迫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站在亚洲的一个交汇点——多元、开放,却依然保持秩序。
站在 Shibuya Sky 俯瞰东京时,这种感受变得更加清晰。城市向远处延展,几乎看不到尽头,却并不显得张扬。即便没有依赖密集的摩天大楼,这座城市依然展现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繁华。对我而言,这种繁华并非来自规模本身,而来自长期积累下来的公共信任、制度边界与对个体空间的尊重。
日本的文化同美食也令我喜爱,我尝试了日本经典的早餐、一兰拉面、烤肉。还有天妇罗、拉面、肥牛。
以及东京的街道和文化。
Tkong
过去一年里,Tkong 将几乎全部的网页页面提供英语,并重新设计的网页的分类。
过去一年有 17000 人来访 Tkong,其中大约 13000 人为直接访问,5000 人来自 Google。
大约 45% 的用户使用 Apple 设备访问(Mac/iPad/iPhone)
大约 32% 的用户使用 Windows,其中覆盖了从 Windows XP - Windows 10
大约 15% 的用户使用 Android,其中覆盖了 Android 10 - 16
大约 08% 的用户使用 Linux 或 其他系统


在接下来的一年,Tkong 将根据今年的更详细的报告,调整网页设计和内容。
展望 2026

过去一年无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,我们都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,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世代。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间,习惯了这个冲突频繁、经济下行、社会发展停滞的世界,习惯了兵纷马乱成为背景,习惯了每一个人愈发紧张与浮躁的生活状态。不安从未真正消失,它只是逐渐被日常化,被消化,成为我们继续前行时不得不携带的一部分。
在政治与社会层面,我们也逐渐习惯了被噤声,习惯了无力感的存在。许多人从最初的义愤填膺、充满斗志,走到后来,被那地缘政治一点点磨平棱角。并非因为不再关心,而是因为不断被告知: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,都难以撼动结构本身。
真正令人感到痛心的,并不只是来自权力的压制,而是来自社会内部的撕裂。那些原本应当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人,却因为狭窄的信息管道、被加工的新闻、对思考的回避,以及长期形成的教育方式,逐渐站到了对立的位置,对质疑者加以指责。在这种情境下,失去的不仅是行动的可能性,更是彼此理解的基础。
这种体验,比面对宏大的地缘政治现实更令人感到无力。因为我所试图回应、甚至想要帮助的人,恰恰是那些批评与否定我的人。当沟通不再建立在共同的事实与理性之上,分歧便不再只是立场差异,而成为一种几乎无法跨越的隔阂。
如果说我仍然对新的一年有所期待,那并非出于乐观,而是出于一种尚未放弃的责任感。对世界保持兴趣,对现实保留质疑,对个人经验持续反思。这些或许无法改变局势本身,却至少能让我不至于在时间的推移中,失去对方向的感知。
若说 2025 年我还有一半的时间早高中,而 2026 年我将完全置身于大学之中,也期待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完成我喜欢完成的事情。当然正如过去几年一路来的体会带给我的,我并不期待 2026 年能为我带来奇迹,也不假设它会比前一年更好。只是希望,当我再次回望这一年时,仍然能够确认——自己没有停止思考,没有停止记录,也没有在习惯中失去判断。
在最后的最后,希望我们每个人的 2026 年都能遇到更多新鲜事物,我们的社会及世界会变得太平及开放。祝我们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及向好的方向。新的一年,也许依旧不会轻松,但愿一切都能在理性、理解与持续的努力中,缓慢而明确地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行。
顺颂时祺。
Bruce Tin / Tkong,
29 Dec 2025, Beijing.






















